哈贝马斯指出：法所抽象掉的，首先是法的承受者的约束其自由意志的能力，而只考虑他们的自由选择。
1913年前后，他主张两党制，1916至1918年，他提倡议会式政党，1919年他在中国首先提出了以党治国和一党治国的理论，参见朱汉国：《孙中山关于政党政治模式的探索》，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他耐人寻味地说：中国有很多才能卓越的法学家、官员、法官以及法律教授。
他的经典说辞是：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之政治，学校阙如。章士钊撰文称，惟感万金豢养之私为媚兹一人之举，不惜颠倒万世之是非，鼓簧天下之耳目。（四）中国法律社会学者的回应自西方社会学产生时起，中国就有了学者的呼应。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郑杭生、童潇：《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与现实追求》，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第三，从规则的内容上看，法治社会的规则具有可预见性，规则具有外部的特征，而在集体主义社会，政府以法律作为强制的工具，强迫人民接受新的等级差别，其法律强调物质和实质的平等。
张学继：《古德诺与民初宪政问题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但是，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的翘楚，他对中国法律传统转型的看法和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建议，的确值得中国当下法律学者认真思考。因此，在这里提出一个可供试行的立法技术建议：今后在修改法律时，凡是条文删加率不足10％的，应当一律采用固化序号删加式的条文整理模式。
[11]见陈甦：《公司法对股票发行价格的规制》，《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其四，容易妨碍对既有法学文献的顺畅阅读。对于将法律部分条文修改的法律修正，理应采用固化序号删加模式。其二，在法律文本形式上的美感方面，固化序号删加模式的文本外观不如全部条文重排模式。
例如民事诉讼法于2007年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专门颁布了《关于调整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的决定》（以下称调整引用条文序号的决定），用了81个条文，对涉及多达32个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引用的原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进行一一调整，以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相对应。其二，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急速发展变化，即使只对法律部分条文进行修正，也仍然会有条文所规定事项相同但具体内容差异较大的情形。
再如，王保树在一篇论文中有一个注释，注明有关公司设立责任的规定见公司法第25、28、91、97条，[10]但修订后公司法相应序号条文现在规定的完全是其他事项。进入专题： 法律修改 。例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改时的条文删加率只有1.4％，商业银行法2003年修改时的条文删加率为6.6％，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01年修改时的条文删加率为6.7％。所谓不必要的连锁修改，是指相关法律制度的连锁修改不是因基准法律实质内容的修改所导致的，而仅仅是其法律条文序号的更动所导致的。
2007该法修改时只增加一个条文作为第6条，[7]其原第6条及以下条文序号都做了更动，原第63条调整为第64条，该条正文中援引条文的序号也做了更动，变为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2）可以减少因修改法律而发生的技术性疏漏，维护法律文本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可以说，采取全部条文重排模式，每次法律修改都会导致对以前相关法学著述的阅读障碍，因为法学著述中引用的法律条文序号已经与现行法律的条文对不上了。[5]在法律原条文序号之后新增加一条时，日本、韩国是以之二起始标识，我国则是以之一起始标识，我国台湾地区亦是以之一起始标识。
[6]参见李林：《立法理论与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在法律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会导致修改后法律的条文序号与此前相关著述中引用的条文序号失去对应关系，表现为同一规范内容的条文序号不相一致，或者同一条文序号指代的规范内容不相一致。
（三）容易扰乱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在法学研究和法律应用过程中，法律的条文序号往往要起到条文名称的作用。[5]在法律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重排式的条文序号整理模式，其技术功能与实际效果是利弊互现的。
[2]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的决定》（2003年12月27日）。但是，在法律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却使同样的条文内容在法律修改前是一个序号，在法律修改后又是另一个序号，无疑毫无必要地扰乱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阻碍法律研究者或法律工作者对法律条文的方便检索和顺畅表达。提及某人行为构成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就是指某人行为构成合同无效的情形。条文删加率法律修改是一种对既有法律通过立法程序予以变更的立法活动，其结果是在实质上改变既有法律规范的内容。[12]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的决定》（2007年10月28日）。其一，在我国的法律修改实践中，经常有对法律进行全面修订的情形，如1997年对刑法的修订，1998年对土地管理法的修订，2005年对公司法、证券法的修订，2009年对保险法的修订等。
在法律修正时究竟应当采用哪一种条文序号整理模式，这里提出一个条文删加率的概念作为判断标准。例如，调整引用条文序号的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票据法司法解释）中引用的民诉法条文序号进行了调整，但就是该票据法司法解释，却没有与修改后的票据法条文序号做相应调整。
例如，根据票据法司法解释第67条，依照票据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伪造、变造票据者……还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票据法于 2004年修改后，原第103条、第104条已经调整为第102条、第103条，票据法司法解释却并未做相应调整，已然与票据法的相关条文不对应。因此，已经到了必须正视全部条文重排模式严重弊端的时候了，相应地，需要在今后的法律修改活动中，认真考虑扩大固化序号删加模式的使用范围。
因为法律规范内容的表达是以条款形式连结组合的文本，因此除了极为个别的情形外，对于法律规范内容的实质修改总是伴随着法律条文外在结构的形式更动，如增加条文、删除条文或调整条文次序等，由此导致每次法律修改后所公布新的法律文本，通常要有被修改法律条文序号的整理。根据我国至今的立法实践，法律修改时的条文序号整理模式可分为两种，即全部条文重排式和固化序号删加式。
其四，或许喜欢团圆全新的传统文化心理也在发挥潜隐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立法技术的选择。（二）容易导致因修改法律而发生的技术性疏漏由于在法律中准用条文或援引条文隐含于众多的条文中，在因法律修改而调整法律条文序号时，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立法技术性错误，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其一，在对法律条文的顺畅阅读方面，固化序号删加模式的阅读效果不如全部条文重排模式。[3]再如，韩国商法典修改时删除第36条，就在法律文本上直接注明第36条删掉，其第35条及以上与第37条及以下的条文序号均保持不变。
因此，强化法律条文序号与所指代法律规范之间联系的稳固性，有助于强化法律共同体对法律规范及其表达方式的集体记忆。其情形虽然习以为常，但个中原因及其效果值得分析。
根据立法法第53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公布新的法律文本。所谓条文删加率，是指在法律修改时删除及增加条文的数量之和与原法律条文数量的百分比。
[10]见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公司法面临的转变》，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在发生法律全面修订时，将其全部条文序号进行重排，具有方便法律阅读和使用的合理性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三人类几千年的文明轨迹，是从人治走向法治，怎么不是相反？中国的先秦法家商鞅说：智者作法，愚者制焉。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院判决可以成为一张废纸的国家就不可能是法治国家。
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获得法律救济。法治是个系统，不可能是个单一标准。
法治理论的萌芽最早出自柏拉图（Plato，Πλα‘τ ων，约前427年-前347年）的名篇《法律篇》，服从法律统治是他的法治观核心。没有严格的违法责任追究机制，法律就会失去权威。
法治使权力受到控制，权利得到保障。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曾是个强国，即便在13世纪成吉思汗的铁蹄横扫欧亚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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